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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创业者最大的红利

——海归创业者何搏飞的心声

任海军

2015年03月03日11:4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从两年前招不到人才,到如今欧美名牌大学优秀学生自愿辍学加入;从零起步到现在诸多政府机构采用自己的产品,估值已达30亿元人民币……在十八大以来全国兴起的创新创业大潮中,一家名为“格灵深瞳”的创新企业让业界惊诧——它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结合,让安防监控能像人一样主动获取视觉信息并进行精确的实时分析,让海量监控画面如文字搜索般易于检索,做到了在全球独一无二。

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为何“其兴也勃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对它影响几何?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格灵深瞳公司首席执行官何搏飞。

记者:您之前已在跨国企业小有所成,为何选择回国创业?

何搏飞: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及其不确定性,吸引我和公司另一位联合创始人赵勇2012年底有了创业想法。另外,国内近年来出现众多成功的创新企业,例如2014年完成美国历史上最大IPO的是中国企业阿里巴巴。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在美欧感受不到。十几年前那波创业高潮似乎又重新来了,我们就坐不住,回国创业了。回中国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在这里创业感觉很不一样。

记者:新一波创业热潮与上次比有什么不同?

何搏飞:上一波创业者普遍做法是用国际上好的东西填补国内空白,这次是真正创新。10年到15年前,不少创业者是把美国的模式拿到中国来,当时专门有一个词叫Copy to China,就是复制到中国。但现在中国崛起的一批企业在美国就没有可参照模式——中国已不是学习或模仿美国的模式,中国很多创新企业已走在了世界前列。不管在商业模式,还是在技术、市场以及大众对创新的态度上,中国都不逊美国。

记者:从创业经历来看,您对国内的创业环境总体感受如何?

何搏飞:创业首先关注的就是人才,如今的人才氛围是两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的。2013年开始创业时,我们招人很困难,但在刚过去的招聘季,清华、北大、哈佛、斯坦福等国内外名校的优秀学生都愿意加入公司,其中不少人大学没毕业就加入公司。这种热潮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现在的年轻人胆识要比我们这代人强。他们不在乎这两年能不能拿到毕业证,而更愿意选择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父母也看到了社会大的创新创业趋势,所以也支持他们。

有个叫覃晓飞的年轻人辍学加入了公司。他刚辍学两三个月,教育部就发文要求高校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学籍可以保留两年。真正的创新一定是自下而上的,但是自下而上的创新热土需要自上而下的培育。教育部的政策就是在给创新创业提供底气和勇气。美国很早就有类似制度,而中国之前相对严格。提倡创新,要看对失败如何包容。一个不包容失败、不包容错误的社会不会有大的创新。学生可以有两年时间去试错就是从政策层面鼓励创新。

这么多顶尖人才愿意回中国加入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创业公司,证明了这个国家的活力。他们不仅被公司吸引,而且被一个大的创业环境吸引。政府在解决人才后顾之忧上已经做得不错,但需要更加包容。

第二是资金。如今,几乎所有知名风投都在中关村设立了办事处。硅谷之所以崛起,就是因为从上世纪70年代产学研在那里有机结合。对比起来,中关村也有好的人才资源、资金资源以及背靠中国大的市场,也定然能够成功。

另外,在中国创业还有个优势是中国政府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我们在北四环一个小民宅办公时,中关村管委会郭洪主任就多次来看望我们,每次来都提前约时间,从不打扰。每次来,郭洪主任都问: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你们?我说这话不像是领导的话,在美国,餐馆、银行服务员见面才说What can I help you?(我可以怎么帮你?)中国政府对待创新企业的态度让人舒服。他们把自己摆在一个服务、支持的角色上,不添乱,又给资源扶持,不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记者:为什么创新创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发生在当下的中国?

何搏飞:我只能从自身、从科技和互联网的角度分析。为什么10多年前,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从美国复制一个模式就能成功?第一是因为美国彼时的创新公司在解决人类共性的需求,从美国搬到中国相对容易。比如,美国人和中国人都需要搜索,美国人有谷歌,中国就诞生了百度;美国人要即时通讯,中国人就用QQ。再加上中国当时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市场很大,需求旺盛,所以只要有魄力去干,就能成功。大家不会有创新动力,因为抄一个就能赚钱,何必创新?而过去10多年,体制越来越健全,法制、市场以及社会信用体系越来越成熟。过去三五年美国新兴的创业公司,没有一个被成功复制到中国。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的创新公司解决的是美国市场或者美国文化背景下才有的需求。现在再简单粗暴地复制它们的模式,客观上就被判了死刑。这时候只能创新。另一个原因是,现在中国的创业者更愿意冒风险,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国家把创新创业摆在很高的战略层面,社会必然以蓬勃汹涌的创新创业热情来回应。

记者: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中国社会是否已基本形成创业文化?

何搏飞:十八大以来,作为老百姓,我对政府提倡的东西有两点感触最深,一是提倡创新创业,一是反腐倡廉。前者让创业者有了创新的勇气,后者让创业者有了创新的底气。我们做的是对政府、机构的业务,现在拿过这么多政府订单,但我没有跟任何政府人士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次酒,送过任何礼物。公司现在位于颐和园附近一个有亭台楼榭的大院里,环境非常好,过去其实是个高档会所。十八大以后,旧的经济体制下很红火的业态搞不下去了。10个月前,我们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反而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难道不是时代脉搏最好的印证吗?

记者:如何看待创新对国家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

何搏飞:没有创新谈不上经济转型。当前的社会体系、经济体系、市场体系已经到了一个点,只有创新带来的质变才会对盘子产生大的影响。创新创业就要打破旧格局,建立新格局,这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过去这几年,我们都看到了创新带来的变化。以小米为例,4年时间将近千亿的销售额,除了颠覆式的创新,没有什么能做到。

记者:您如何看待国家体制机制上的创新?

何搏飞:技术创新只是一部分,体制机制的创新反而更可能把人解放出来。就像教育部发布的文件,5年后可能发现,很多优秀的创业公司都是受其影响、没有后顾之忧的年轻学生创立的。我对这点深有体会。2009年,我有幸见过巴菲特,当时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巴菲特说,美国建国两三百年,之所以在各领域都走在世界前沿,最重要的是美国一开始设计的制度比其他国家更开放、包容,更能让每个人发挥潜力。世界上最聪明的是中国人、印度人和以色列人。他看好中国和印度,因为束缚巨大聪明群体、禁锢创新的体制在慢慢瓦解,越来越多的人在做一些过去看来很出格或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事情。这样一个新体制形成时,一定有巨大的潜力爆发出来。

记者:对国家扶持创新还有什么期待?

何搏飞:一方面希望有政策扶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希望国家更多地去培植创新土壤,为创新解决后顾之忧。我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能对错误和失败更包容。现在很多年轻人素质非常高,如果再有一个鼓励他们不走寻常路的土壤,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一定非常光明。

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以后,我们公司成立并如此快速地发展,得益于新体制、新思想、新氛围。对创业者来说,这就是最大的红利。我希望公司未来依然能紧跟国家快速前进的步伐。

欧美国家的创新仅仅是自下而上,中国的创新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如果结合得好,效应将是指数级的。作为创业者,我对中国创新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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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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